[ 崧泽、良渚稳定且统一的文化共同体期配宝，已经成为长江下游早期文明发展非常重要的社会基础。这个文化格局的形成正是现在所说的长三角一体化的史前基础，而上海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文化的认同成为现在文化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和竞争优势。 ]
现在所说的上海，一般是指行政区划上的上海，它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逐渐形成。其陆域来源，可追溯至松江府和太仓州。松江的前身是华亭。根据《云和郡县图志》记载，华亭县设立于唐天宝十年（751年），“割昆山、嘉兴、海盐三县置”，这是上海地区最早的行政建制。元代，华亭开县为府，并更名为松江府，又在北部设嘉定州、崇明州，属平江路（今苏州地区），均归江浙行省，上海县亦在元代设立。到清嘉庆十年（1805年），上海地区逐步形成了1府10县1厅的格局，即松江府下辖华亭、上海、青浦、娄、奉贤、金山、南汇7县及川沙抚民厅，另有清雍正二年（1724年）从苏州府独立出来的太仓直隶州，其下辖县除镇洋外，今属上海地域的就是嘉定、崇明、宝山3县，均归江苏省。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以上海县和宝山县辖区为基础组建上海特别市，这是上海作为由中央直管的直辖市的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得以延续。“最初的上海”借用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提出的“最初的中国”概念。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
约公元前4000年开始，在今天的中国境界之内的不同考古学文化相互交流，构成了“中国相互作用圈”，认为它们便是“最初的中国”。2016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李新伟指出，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中国史前各主要文化区在社会同步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并共享着相似的文化精粹，联结成在地理上和文化上与历史时期中国的发展均有密切而深刻联系的文化共同体，也就是“最初的中国”。
展开剩余88%所以，“最初的上海”就是史前上海，与当代最主要的联系既体现在地理上，也彰显在文化上。
丰富的地下文化遗产和考古工作是解读“最初的上海”的重要基础。上海目前确认的考古遗址约40处，大部分是含有史前遗存的地点，且集中于上海西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陶器、石器、玉器、房址、墓葬等，为我们了解“最初的上海”的文化、社会、生态、体质特征、生业提供非常关键的实证。上海考古学者最早对上海遗址的调查始于20世纪30年代，并形成调查报告《金山卫访古记纲要》。新中国成立后通过黄宣佩先生、宋建先生等考古前辈不断地积累，对“最初的上海”的认识越来越清晰。
一、上海史前文化基本面貌
史前时期一般是指没有文字记载或文字记载比较少的时期，考古研究是了解这段历史最重要的方式。2020年9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了考古取得的重大成就，其作用是“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自信，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
史前上海3000年：三个考古学文化的命名
70多年的考古工作已经确认，上海史前文化从距今6000多年前开始，经历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广富林文化和马桥文化，这一发展历程与长江三角洲其他区域基本同步。
马家浜文化等是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它是指同一时代分布在同一地区，具有相同特征的一群文化遗存共同体。通过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可以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年代早晚和承继关系。一般考古学文化以典型遗址命名，长江下游地区的史前文化有三个考古学文化是以上海的考古发现命名的，它们分别是崧泽文化、广富林文化和马桥文化。
崧泽遗址的发掘始于1958年，黄宣佩先生主持发掘并出版了发掘报告《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提出了崧泽文化的概念，专指距今5800年到5300年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史前文化。从陶器来讲，炊器以鼎为主，盛食器以罐、豆为主，崧泽文化的陶器造型非常优美。崧泽文化的玉器有玦、璜、镯、琀，生产工具有锛、斧等。这些器物组合和器形在长江下游地区广泛存在，具有相似的特征，故把这个时期与崧泽遗址遗存特征相似的遗址遗存都称为崧泽文化。
广富林遗址于20世纪60年代发现，1999年后重新发掘，2007年后，因与城市建设配合又一次大面积发掘。广富林遗址首次确认了一批与以往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迥异的遗存，被命名为广富林文化，它介于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之间，距今4000年左右。从陶器的陶质、陶色、制法上，广富林文化与良渚文化有明显的差异，或显示出两个人群或者两类文化之间的差异；而在玉琮上和良渚文化有相似性，但图案雕刻方式、工艺方式都发生了改变。广富林文化还发现了不少的硬陶，或来自南方的传统。
为了保护地下文化遗产，上海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果。比如，崧泽遗址已经建立了崧泽遗址博物馆期配宝，广富林遗址现在有广富林遗址公园。
史前长三角一体化基础：崧泽良渚文化共同体
要展开比较研究和承继关系研究，就需要确立考古学文化中的年代，它分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前者指遗迹、遗存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亦即文化遗存先后时序的年代。后者指确定遗迹、遗存距今真实的年龄，即以某件器物时代是BC（公元前）/AD（公元）××年，或BP（距今）××年表示。对绝对年代的判定，目前最常用的测年方法是碳-14测年，还有热释光测年、钾-氩法测年等，上海博物馆是国内热释光测年应用较广的单位。有了相对年代、绝对年代的支撑，在一定的时空框架下，考古学文化方面就能进行比较研究。比如，福泉山遗址发现的139号墓葬的陶器、玉器或者石器，已经开始出现良渚文化的特征，同时保留了一些崧泽文化的元素，这就反映了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之间非常紧密的文化上的承继关系。
视野放宽到距今7000年以来的长江下游地区。距今7000年到5800年马家浜文化时期，它除了太湖地区，同期在钱塘江南岸的宁绍平原有河姆渡文化，在太湖西北边宁镇地区有北阴阳营文化。即使是太湖东部和西部地区，文化面貌也不一致，以釜为例，西部以平底釜为主，东部以圜底釜为主，甚至有学者把西部马家浜文化命名为骆驼墩文化。
到距今5800到5300年的崧泽文化时期，长江北岸的青墩遗址发现的陶器，与崧泽遗址的出土陶器非常相似。向南，跨越钱塘江至浙江象山塔山遗址的陶器和崧泽遗址陶器也非常相似。而向西扩展，到安徽凌家滩遗址、潜山薛家岗遗址，这么大范围里文化的相似性非常显著。因此，有学者提出崧泽文化圈的概念。
距今5300年前后，进入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各区域之间文化的共通性更强。向北跨越长江，江苏兴化蒋庄遗址首次发现在长江以北随葬琮、璧等玉礼器且文化面貌单纯的等级较高的良渚文化墓地。更远的淮河故道附近的阜宁陆庄遗址也被认为属于良渚文化遗存。向南跨越钱塘江，远至浙西南山地丘陵地带亦是良渚文化的重要分布区。比如位于浙西南的好川墓地，其早期墓葬应该属于典型的良渚文化。向西，皖江东部地区应该是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如安徽芜湖月堰遗址墓葬随葬品中可以见到明显的良渚文化因素。
从长时段的历史进程来看，长江下游地区在崧泽文化之前各区域的发展不平衡，但从崧泽文化开始，以太湖为中心，北跨长江，南至宁绍平原，西至宁镇地区、皖江流域，在崧泽文化影响下，文化的面貌在保持各地文化特色的基础上逐渐趋于统一。到良渚文化时期，它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更加明确，从而形成了跨越广大区域的强大文化统一体。
崧泽、良渚稳定且统一的文化共同体，已经成为长江下游早期文明发展非常重要的社会基础。这个文化格局的形成正是现在所说的长三角一体化的史前基础，而上海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文化的认同成为现在文化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和竞争优势。
二、上海史前先民及其生活
上海先民群像：蒙古人种，有划船、跪坐行为
崧泽遗址出土的“上海第一人”头盖骨，是2004年发掘的。此前上海地区发现过马家浜文化的遗存，比如陶器、石器，但并没有人骨，2004年的发掘中发现了一批马家浜文化的遗骨遗骸，代表了上海最早的一批先民。通过体质人类学专家的复原，头骨主人是约25岁的成年男性，属于蒙古人种类型，生前有龋齿。
广富林遗址等地还发现了许多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广富林文化的人骨。以广富林遗址墓葬的初步研究为例，早期先民平均身高男性约1.63米，女性约1.53米，基本符合中国新石器时期人群的体质基本特征。从广富林遗址出土的人骨，还可看到中国东部地区包括山东半岛流行的拔除侧门齿的习俗，从骨骼痕迹推测当时先民可能有划船的习俗，在四五千年前的古人身上也有现代人常有的颈椎病，在广富林遗址中还发现了东亚地区最早的由结核病造成的脊椎变形情况。
近年来，在奉贤区柘林遗址发掘中科研人员对人骨进行了研究期配宝，其身高和广富林遗址先民大致相同，在骨骼上还发现因贫血、营养不良造成的病理情况以及上颌鼻窦炎的病理特征，另外骨骼上发现的跪踞面等特点可能与长期跪坐行为相关。
史前绿色生态：麋鹿、大象、老虎与人共处
考古也研究人类生存的环境。通过孢粉分析、木材分析、植硅石分析、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等手段，能对古人类生存的环境进行复原，为先民资源利用的方式提供非常重要的证据。通过广富林遗址孢粉分析，可以复原当时的植被情况。广富林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木材，我们对269个样本进行了鉴定，共鉴别出46个树种，有常见的连香树、栎树、朴树等种类。
根据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可以复原出当时大致的动物群类。广富林遗址中，发掘了大象的头骨、腿骨，老虎的盆骨、头骨、上臂骨等。此外，还有大量的鹿科动物的骨骼，大型鹿类是麋鹿，中型的是梅花鹿，再小一类的是獐子、麂子等。既发现过扬子鳄单一头骨，也发现了其整只骨骼。其他还有天上飞的雁、鹤等鸟类，水里游的鲤鱼、鲈鱼等鱼类。
由此，大致可以复原出“最初的上海”极为多样化的生态景观：以湿地草原景观为主，一些低山丘陵等处分布着较为茂盛的树林。在林间或林原的草丛中，生活着野猪、梅花鹿、獐、麂等动物。麋鹿则生活在广阔的湿地草原上。邻近水域之处是水牛、犀牛等大型哺乳动物的主要领地。湖泊、池塘、河流等水域和岸边则生长着不同的鱼类和贝类软体动物。鳖、龟等爬行类动物栖息于水中，偶尔上岸享受阳光。林间、草丛和水旁不同的鸟类动物时而飞翔，时而栖息。
先民食谱：稻作、果蔬、鹿科野味、驯养家猪
对于环境的开发和利用是人类生存非常重要的策略，上海地区的先民最早的生存策略就是利用自然环境发展适于这个环境的农业，即稻作农业。长江中下游地区稻作农业发展最早，迅速影响中国及东亚大部分地区，再影响到世界。20世纪60年代，老一辈考古学者就在崧泽遗址里面发现了一些稻谷遗存，在部分陶器中也可观察到掺和稻壳烧失后所留下来的印痕。广富林遗址经过水洗，发现了大量不同的植物种子和果实，以稻为主，其他还有菱角、芡实、葫芦、核桃、酸枣等瓜果蔬菜。
食物中动物性蛋白补充非常重要。以广富林遗址为例，先民基本以食用野生鹿科动物为主。崧泽遗址曾出土一件马家浜文化时期的陶猪，有非常明显的家猪特征——吻部很短，身体圆鼓。对柘林遗址人骨的骨胶原进行C、N同位素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柘林的先民虽然居住在海岸线边上，但饮食对象还是以陆生资源为主。
动物骨骼还被用作制作工具的原料。广富林遗址发现大量骨制品，有骨笄、骨凿、骨锥、骨针、骨鱼钩等，在有些动物骨骼上面发现了很多加工的痕迹，有砍的、削的、锯切的、用线切割的，体现了骨器加工的工艺水平。在福泉山遗址曾出土过象牙镯，2010年福泉山遗址发掘过由12颗猪獠牙串联的组配。
基于优越的生存环境，上海先民因地制宜，与环境和谐共生，巧妙地利用生态资源，丰富了当时的生活。
三、上海史前文化成就
距今6000年以来的上海先民的史前文化，获得了什么成就？怎么去认识这段历史？有以下三个关键词。
开拓与创新
上海地区早期遗址基本集中在上海西部。史前有一道冈身，从嘉定向南穿过闵行马桥到金山柘林，经测是距今6000~4000年左右的海岸线。其西东大部分地区都是距今4000年之后淤积而成的，随现代长江三角洲的发育，平原地区不断向海、向东拓展，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生存空间。6000年前马家浜文化的先民应该是上海地区最早的开拓者，以极大的勇气去陌生环境垦荒，这是上海先民开拓精神的源头。
有两个小的事例，可称为“小发明大智慧”，这六个字很生动地描绘了史前时代人们的创新，它们反映的不仅仅是上海先民也是长江下游先民的智慧。
在上海地区和长江下游其他地区，从崧泽文化开始我们就发现了一类三角形的石器，一般认为它就是石犁。石犁比较完整的形象是在浙江庄桥坟遗址发现的，属于良渚文化，出土时还保留了犁床木质部分。石犁的使用可能与犁耕方式有关，它对稻作农业耕作方式产生巨大影响。其他农具还有收割用具石镰等。犁耕是中国社会四五千年以来始终使用的耕作方式，直到当代被机械替代。在犁耕产生之前，一般认为农业处于耜耕阶段，而石犁可以连续、更深入地翻动土地，大幅提升了稻作农业的效率。
另一体现创新的小的实例就是陶甗。常见的崧泽文化炊器是鼎，此时还出现了一类炊器叫甗，中间有隔挡，下面是一个注水口，让人马上联想到后世使用的蒸锅。在世界诸文明的饮食传统中，蒸煮方式较少，但在中国，蒸的传统很早就形成了，可能有近万年历史。一般器物分成两部分，上部是甑，下部是盛水用于蒸的，在崧泽文化时期，先民把两件器物组合起来变成蒸煮合一，这是非常巧妙的革新。
审美与工艺
上海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的史前先民，在审美和工艺上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手工业专门化的生产，被认为是整个文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指标。以陶器为例，崧泽文化的陶器，除了器形端庄外，变化非常丰富。上海博物馆陶瓷馆展出的泥质陶罐是崧泽文化的精品文物，器形非常规整，表面纹饰或仿造当时的编织纹，动物形象也会装饰到陶器上，比如猪形陶匜、龟状陶壶等。崧泽文化双层结构的陶壶，通过X射线断层扫描技术（XCT）的扫描，我们能非常明显地看到其内部是一个完整的壶，外部是装饰性的，不仅实用还有纯粹的审美装饰。良渚文化时期的陶器制造工艺则更加精致。以2010年福泉山遗址出土的双把陶匜为例，在黑皮陶烧制好后，再进行了非常精细的雕刻，反映了这个地区先民出色的审美和工艺水准。
上海地区发现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陶器、骨角器、玉器等手工业生产水平非常发达。当然，这个地区工艺上最高最大的成就是玉器的制作。
中国早期文明的代表
继20世纪80年代发现很多良渚时期的权贵墓葬后，2007年，上海博物馆重新对福泉山遗址进行了发掘，在吴家场发现了多座高等级墓葬。在204号墓葬随葬品中，就有9个玉璧2个玉琮。高等墓中象征权贵身份的装饰品有玉梳背、玉牌饰、玉璜、玉项饰、玉镯、玉带钩等，还有象征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玉钺、玉琮等。
207号墓葬里，发现了非常特殊的用人骨作为祭品的习俗。其中还出土了比较完整的象牙权杖，其中保存较好的一件，整长1米左右，表面雕刻非常精细的纹饰，上半部是神人纹，底下是神兽纹。神人和神兽组合的纹饰是良渚时期非常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象征符号，它只有在最高等级的玉器上才会出现。
我们可以参看良渚遗址反山墓地玉琮王上的纹饰，后者可看到器形头上戴个羽冠，T形的小脸代表了神人，下面是大眼睛的神兽，或代表人对于自然的驾驭，代表祖先崇拜的形象，等等。
综上所述，包括上海地区在内的长江下游地区早期文明的发展，是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史的实证。而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关于文明的定义或者文明的标准所形成的关于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也为世界文明起源的研究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
（作者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期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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